课外生活是如何被外包的？
“我们从非市场的源头中得到的帮助越少，我们就越想要靠市场提供的东西来填充我们内心的空隙。”
——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
近年来，教育内卷引发热议，尽管相关举措频频出台，但并不能安抚人心，甚至引发更多的焦虑，而孩子们的心灵，也正变得日益“脆弱”。鸡娃背后，是这一代孩子被全面“外包”的课外生活。从某种意义上，焦虑却又停不下来的“鸡娃”现象，正是我们前数十年效率至上的发展观、忽视社会结构和公共生活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发展的不均衡，在个人和家庭中的折射。
课外教育市场兴起至今不过十数年，却已深刻地改变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这十数年间，从基础教育来看，国家力量下沉，致力于推动义务教育普及，硬件不断改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入学难的问题逐步解决。但是，从优质教育资源来看，却是一个国家在教育改革中逐步让渡出空间的过程。与基础教育的平等性增强同步的，是国有教育中优质资源的不均衡性增强，或是向少数超级小学、超级中学集中，或是向市场机构流失，使得学校之间的优劣差距拉大。对此中空间的竞争，成为课外教育市场扩张的源头，使得大中城市中孩子们尽管有了义务教育保障，对好学校的竞争却愈演愈烈，成为“鸡娃”停不下来的深层动因。
一名小学生在假期间利用手机Ipad补课
此外，对课外机构的另一种需求来源于当前劳动力市场对日常生活的挤占，家长的工作节奏与中小学的放学时间不衔接，导致大量家庭存在对孩子的照料缺口。这两种需要，使我们的下一代成为课外生活被“外包”的孩子。
与此同时，我们缺少非市场源头的支持。当前的城市化率已超过百分之六十，我们无法回归于传统的共同体得到支持，而市场转型后的抚育私人化进程，也使孩子的养育责任从国家、集体、单位重新回到家庭和个人，加之“儿童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使家庭只能靠自身内部的全面动员来满足高度密集的资源投入。这被北京大学的渠敬东教授称之为 “教育双轨制”，“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教育成了家庭资源无限投放的无底洞。”
美国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在《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一书中已指出这是种“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现象，并追问，市场侵入私人生活、家庭关系的边界可以到哪儿？我们又是如何接受或抗拒？这在今天中国的课外教育市场中亦如出一辙，从早教班、幼小衔接到课后托管，从各式各样的学科培训、兴趣培养到最近兴起的活动营，再或从大班课、小班课到一对一，从基础班、提高班到金牌班，纷繁的名目背后是市场链条的不断拓展，需求伴随着焦虑被制造出来，“外包”似乎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药。当雇老师提分成为思维定式的时候，课外班不仅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节奏，还影响到了我们对于自己、对于孩子的观念和信心。
课外生活被“外包”，孩子们失去了什么？
“市场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目的地，而我们自己原来了许多细小的、有潜在意义的过程，屏蔽了努力过程中获得的成就感，直接转向购买。我们在不经意间丢掉了完成一项工作后的愉悦以及和他人联系的快乐。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丢掉了对自己的信任。”
——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
当前被市场化机构推动的高度竞争，已远不是一个正常孩子凭个人努力能达到的高度，背后需要专业老师的参与、全家的总动员，成为新时代的“装备竞赛”。把孩子的课外生活“外包”给“专业人士”背后，我们失去了什么？
“外包”带来了知识的异化。分数竞争、证书竞争等因最具有绩效可见度而被不断强化，导致对儿童发展的理解不断窄化、极化和碎片化。在一些课程设计中，为追求有限时间内的客户满意、可以低成本重复，或引入一些无关的激励，或将学科思维代之以“套路”，艺术修养化约为技能，这都使得教育的意义本末倒置，用直接给孩子果汁取代了教给他们“榨汁”的能力。
“外包”还导致关系的异化。当前市场化的课外教育供给方式，看似提供了纷繁多样的选择，但在商品化的底色下，建立的关系是单一的，只能是知识购买关系、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人人都可以称自己是“老师”，教师的神圣性被削弱。同时，以孩子为中心的高资源卷入，需要全家分工合作，父亲赚钱、母亲教育、祖辈接送，全家资源向下集中，使得孩子的成长和家长的自我实现变成了一种艰难的对立关系，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被机构填满的时间表背后，真实的、可以喘息的生活日行渐远，投入越多便越动弹不得。
高度竞争还使童年被过度规划，为儿童留下长期的身心健康隐患。大量的课外班挤占了儿童和同伴交往、户外锻炼的时间，导致近视率大幅提升，也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种失控感，为日后的心理、精神疾病埋下隐患。尤其是正值社会化关键期的低龄儿童，他们需要足够的玩耍，但现实中，他们又是空闲时间多、产出效果最不易衡量的群体，因而备受市场的喜爱，受到的干扰最大。
但即使如此，仍无法阻止家长们对孩子的殷殷期待。从个人理性来说，只要向着顶级学校的狭窄入口还在，不惜一切代价也是一种理性。但是，从社会整体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有百分之十成功了，还有剩下的百分之九十，那些孩子该如何面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与此同时，个人的理性未必是集体的理性，家家户户唯恐自己孩子落后而全力投入，但结果却使产出的边际效益因大众选择的趋同而递减。时至今日，从全社会综合收益衡量，教育高度内卷已成为一种性价比很低的资源配置方式，且不利于整体的教育公平。
孩子在公园游玩
如何把“社会”带回到抚育之中？
“解决市场造成的这个困境的办法，不可能在私人服务外包的全球通道中找到。真正的办法可能在加大公共生活和社会团体的承诺。”
——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
课外生活被全面“外包”的背后，是我们对教育的理解过于单薄，对育儿方式的想象过于单一。尽管当前各种类型的教育创新正成热潮，但还局限于有支付和兜底能力的上层。对于中间的大多数，可负担、可及的选择仍极为有限。
在此背景下，“社会再生产”视角被带入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的讨论，正如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洁教授一再提醒的，从历史的长度来看，养儿育女完全落到家庭只是近来的事，抚育带有公共属性，且不仅仅局限于对于儿童和家人的照顾，还包括营造社会共同体，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和价值等其它不同性质的劳动。从这个角度，要缓解教育内卷的焦虑，需要将孩子的课外生活从当前私人属性的家庭及其延伸的市场机构中向外拓展，寻找带有公共性的支持。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有挑战的问题是：在这个“私人定制”已深入人心的时代，儿童抚育也日益精细和专业，公共支持如何能再超越这种私人化，与家庭承担主责有效并行，提供较为多元、平等、可及的选择？“个体的崛起”意味着我们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完全依靠国家和单位来提供的整齐划一的模式，而需要探索另一种基于社会的公共性可能。在此，社区/社群成为一个落脚点，这种以非市场化支持为主、带有公共性拓展潜力的育儿方式也是我近年来的关注点，它们可能存在于一些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或中小型机构中，也可能存在于有某些共同点、围绕着共同育儿理念聚集起来的社群之中。
在上海的五角场街道，出现了社区妈妈团，由各有所长的妈妈们自己组织起来，策划亲子活动，或者开设一些绘画、手工课程。妈妈们受过良好教育，有职场经验，兼具草根的灵活性和与制度对接的能力，使这些活动能与基层治理融合，得到一些资源支持。通过将育儿议题带入小范围的公共生活，建构出来真实、复杂和多维的关系，孩子们可以得到较为稳定的玩伴和社区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而妈妈们，也得到了相互交流和自我实现的机会。M是中学美术老师，也在妈妈团中负责美术社团，她觉得在社区中的发挥空间最大，既不用像在学校那样要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也不用像在机构中有明确的时间和产出规定。社区这个氛围，可以让她只是像妈妈一样，带着自己和邻居的孩子画画，如果没画完，就多画会儿，如果讨论high了，就慢慢收回来，最接近真实。
而在我自己居住的小区，也观察到一些扎根社区多年的中小型机构，与大资本主导的不同，这些机构灵活地嵌入于当地学校的要求和社区日常生活之中，开办者多为妈妈群体，与老师和家长联系紧密，建立了良好的信任网络，带有很强的 “人情味”。疫情期间，能看到机构的老师们免费带孩子在社区小广场上做游戏，帮助老人安抚哭闹的孩子。同时，这类社区型机构的课程设计也考虑到整合，孩子上课的同时也为父母开辟出活动的空间。因此，尽管这类机构也是市场运营，但在社区中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此外，还可以超越社区的地理边界，基于有某些共同点的社群进行探索。当前也有学者们在进行跨学科的共同育儿实验，同样基于互助的形式，把“我的孩子”变回“我们的孩子”。通过父母们轮流给孩子们讲课，希望把市场机制中缺失的关系和碎片化知识背后的思维过程带回来。通过持续、稳定的互动，孩子与孩子、孩子与大人、大人与大人之间都能得到充分的交流，使关系在实践中一重重地增厚，孩子们之间的充满创意的合作也慢慢生长出来。
回归本质，教育最终要面对的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儿童、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从社会学的角度，理想的抚育环境同样应该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参与营造出来的良好生态。基于社会逐渐生长出来的部分，有市场中买不到的东西，尽管可能牺牲一些效率，但更有温度，也更为长远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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